斯大林加入了民族问题的辩论。他不去努力寻找论据，而是使用了一个一贯进行蛊惑的人的伎俩：把理论庸俗化，故意歪曲，政治上扣帽子，甚至进行恫吓。
      
      格·瓦·契切林就超帝国主义的倾向和超民族国家的产生发表了一些深刻的、有预见性的意见，并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契切林的文章发表在1921年3月6、8、9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把契切林的这些意见和分析称之为“舞文弄墨”①。当契切林证据确凿地驳倒了斯大林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时，斯大林就暗示论敌过去曾是一个孟什维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土耳基斯坦局委员Г．Ｂ萨法罗夫因敢于批评斯大林的提纲而被总书记称之为崩得分子：崩得分子在1903年发表意见赞成民族文化自治，萨法罗夫也对此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全是一丘之貉！全是吗？斯大林混淆了两个时代，把沙皇俄国的情况等同于苏维埃联邦的条件，然后就急忙给自己的这个大胆的批评者扣上了一顶帽子。弗·彼·扎东斯基由于指出了斯大林报告中的论点抽象，斯大林就对他进行报复：对扎东斯基连想都未想拿去发表的提纲进行指责，并顺便把作者辱骂了一番。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页。——译者注
      
      ②《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86页及其他各页。
      
      斯大林作起事来非常顽强，厚颜无耻，肆无忌惮，他相信被党的纪律束缚住的大多数代表是消极无为的。对于一些列宁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扎东斯基、萨法罗夫）所发表的某些意见，他认为是用不着去考虑的。例如斯克雷普尼克是一个不顾情面的人，他曾把消极怠情的大多数人称之为“党内的一潭死水”，认为这些人甚至连明确的意见都发表不出来，这一潭死水连“吧卿吧卿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还能够用一些基本上是新的方法丰富所进行的辩论。后来代表大会的工作程序给报告人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这就是结束语。如果在辩论进程中，在批评的打击下，斯大林的假科学体系行将垮台时，他就能够在结束语里轻而易举地进行报复。“我本来对发言的代表们抱着更大的期望。”①——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孩子般的天真态度这么说，但他却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论据来……
      
      ①参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6页。——译者注
      
      而在代表大会之间——当时，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很短的——斯大林继续贯彻自己的路线。他对萨法罗夫的攻击变成了真正的迫害。而列宁则千方百计支持“持不同观点的”萨法罗夫，把阿·阿·越飞派住土耳其斯坦去帮助他。1921年亚2月22日，列宁在写给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主席兼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属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说：。现秘密寄上此信。①我想，萨法罗夫是对的（至少有一部分）。恳请您客观地进行调查，不要让无谓的纠纷，争吵和报复给土耳其斯坦的工作带来危害。”②这封信象其他几百份描绘斯大林真面的文件一样，也被湮没无闻了30多年。
      
      ①指格·伊·萨法罗夫给列宁的一封信，信中谈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土耳其斯坦遭到歪曲的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79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48页。——译者注
      
      1922年。斯大林指示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执行关于建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当1921年决定这些共和国实行联邦制的问题时，列宁坚决主张要采取谨慎态度，要求务必遵守民主准则。他认为需要向当地居民耐心地解释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对于这一切，格鲁吉亚人斯大林都拒不接受。他压制了自己的老乡们坚持苏维埃政府宣布过的民族独立的第一个行动。他是以其固有的粗暴态度和高傲态度加以压制的，而且象通常一样，是假他人之手加以压制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主席兼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命令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们立即前在莫斯科，听从俄共（布）中央的安排。受屈辱的格鲁吉亚人向政治局提出了申诉。列宁将其申诉交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也就是将其申诉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列宁当时不知道，中央全会的决定对斯大林来说并不能成为障碍。列宁也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正在逐渐地变成斯大林私人的书记处。可是，斯大林的同胞们却知道，这个坐上了总书记交椅的人能够干些什么。1922年10月22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乎全体成员都提出了辞职。斯大林立即啪的一声关上了捕捉器：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马上任命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组成人员。这个听话的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被莫斯科批准了。
      
      但是在1922年时，对中央的决定提出申诉还是可以的。当时甚至还能够希望得到公正的解决。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们经过努力，使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里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但是总书记不把主动权从自己的手中交出来：他提议要让费·埃·捷尔任斯基、德·扎·曼努伊尔斯基和维·谢·米茨基亚维丘斯一卡普苏卡斯加入这个委员会。斯大林越过政治局通过询问的方法，使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付诸实施。询问是一个非常适用的方法。在技艺高超的人手中，询问能够成为批准总书记独揽大权的一种方便的手段。
      
      列宁认为需要撇开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而把自己在人民委员会中的副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李可夫派赴格鲁吉亚。列宁的种种担心被证实了：冲突并没有消大，争吵闹得更凶了。奥尔忠尼启则打了科巴希泽（他是波·古·姆季瓦尼①的战友之一，当时他们还没有被叫做“人民的敌人”，而只是被叫做“倾向分子”）一个耳光，而且是当着李可夫的面打的。
      
      ①波·古·姆季瓦尼（布壮）是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所属苏维埃共和国合并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领导了一批人致力于取消外高加索联邦的斗争（《列宁生平大事记》俄文版第12卷第390、427—428、434、442—443、568页及其他各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247注）。
      
      那算是个什么专门委员会呀？它没有辜负总书记的信任：它认为奥尔忠尼启则是“正确的”……斯大林全是用自己的人补充进了这个专门委员会（加入第二个专门委员会的有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列宁看到了这种情况后，紧接着便把自己所信任的人也派了进去。列宁得到了捷尔任斯基提供的情报后，正确地指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列宁坚持不懈地要拿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材料，斯大林则顽固地加以阻挠。他建立了一种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以及对列宁的秘书和助手施加压力的制度。证人就是值班秘书的日记。列宁经常感觉到总书记的那只令人难以忍受的手，因此他做什么总是背着总书记。
      
      1923年1月24日，列宁把莉·福季耶娃叫了去，责备她说：“先谈谈我们的‘秘密’事务：我知道，你在哄骗我。”福季耶娃企图使他相信情况相反，但是列宁说：“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①他没有说错：无论是福季耶娃，还是沃洛季切娃，当天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她们秘密口授的一切准确地报告给了斯大林。
      
      ①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第二天，列宁又提起专门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1月27日，福季耶娃从捷尔任斯基那里得知，文件在斯大林那里。1月30日，她记道：“我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他问我是不是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①2月1日，政治局终于准许把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交给列宁。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6页。——译者注
      
      斯大林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他建议政治局解除他担负的与监视列宁执行治疗制度有关的麻烦职务。当然，他是在玩弄手腕。他的建议未被接受……
      
      列宁对大多数中央委员陷于迷误状态感到很痛苦。他们都听命于斯大林。列宁不能容忍民族政策方面的大国路线，因此，为了对付总书记，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来研究“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
      
      列宁认为，应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①。列宁由于不相信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能解决尖锐的冲突，便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请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但是托洛茨基借口有病，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