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文化：中国古代看古代春宫画的演变
中国的春宫画可以追溯到先秦墓葬，汉砖也有大量表现。有关史料记载，这种“压箱底儿”的东西最初为了进行性教育而设。古老的封建礼教并没有给进入青春期的男女进行过应有的性教育，以至于出现了性无知。
春宫画不仅是为性指导或消遣而作，而且也被用作护身符。性交代表处于顶点的给人生命的阳气，画有性交的图画据说可以驱走代表黑暗的阴气。在中国和日本，人们还把这种画放在衣箱里防虫。——[荷]高罗佩《秘戏图考》
在《聊斋》一书中，蒲松龄笔下有一个书痴，叫郎玉柱，他嗜书如命，“家苦贫，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置”。“昼夜研读，无间寒暑”。然而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有人劝他找个媳妇，他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何忧无美妻乎?”其精诚所至，“绝代之姝”颜如玉真的出现，并与他一齐睡觉。“枕席间亲爱倍至，而不知为人”，用白话来说，就是两人亲爱非常，却不懂得进行性交。如此过了许久，郎一夜谓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读书，妾固谓无益。今即夫妇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惊问：“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间潜迎就之。也就是说，颜如玉教导郎玉柱如何性交。郎乐极曰：“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于是逢人就说，听了的没有不暗笑的。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蒲松龄先生是在借助郎玉柱的经历讥讽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性无知的情况历来并不缺少，直到目下，也有这种性盲的情况出现。1988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徐纪敏主编的《性科学》一书的绪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遇到一位某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的女大学生，她竟不知什么是性交，还以为和男性握手、拥抱就可能导致怀孕。”
相信这种尴尬事儿并非只是特例，因此，进行春宫教育似乎显得很是重要了。而图画因其形式更易明了而受到普遍欢迎。春宫画在与平民有了更广泛的沟通后，渐渐达到艺术的高度。明代大画家唐寅、仇英亦技痒难禁，创作过很精致、艺术性很高的春宫画。
荷兰学者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考证，晚明社会春宫画册非常流行，品种风格各异，而以五色套印的木版春宫画册最为精美。这类画册装裱非常讲究，以二十四幅的册页居多，画面之外皆配以色情诗词。《秘戏图考》记载了高氏见过的八种画册，即《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景》、《繁华丽锦》、《江南消夏》，它们大多产生于从隆庆到崇祯的近八十年里，而成就最高的精品，制作于万历天启的二三十年间。这是套色木版春宫画的全盛期，画面纯以线描，气韵生动，清新脱俗，分别用红黄绿蓝黑五种颜色套印起来，严丝合缝毫不走样，给人以明洁流畅之感。可以说，它不仅是春宫画册中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套色木版画的最高成就。
清代坊间也刊行过大量的春宫画册，但艺术质量与此不可同日而语，趣味低俗，制作亦远为粗糙。这种精粗雅俗的区别，与士人参与程度的深浅以及画家对性行为的认识和态度有很大关系。
难道同样的一群人经历了相邻的两个王朝便在性取向方面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文人士大夫们一下子变得正经起来了?事实上，朝廷的干预才是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清晰地记载了康熙大帝对色情文艺的态度：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上谕。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如下：
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来干预，对社会风气的纠正自然是效果明显的了。不过，春宫艺术也随之走向衰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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